我国电视行业的制播分离现象已经过20余年的发展历史，受有关政策影响而几经起落，自2009年起重新成为传媒业界和学界关注的议题。本研究结合我国现实语境，分析了制播分离的内涵，并结合具体个案，阐述了制播分离在我国的运行模式、现状和面临的困境，指出制播分离作为一种手段，其发展需要成熟的市场和政策环境。

  我国电视行业制播分离的现象大致出现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曾得到迅速发展，但总体而言，制播分离改革进展缓慢，成效并不显著；理论界对于制播分离的认可、重视和探讨落后于实践，直至90年代末才开始对它进行论证、分析，并在2001年前后达到高潮， 但在经历一个巅峰后也逐渐平息。2009年8月底，广电总局66号文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能够说是为制播分离改革的进行提供了政策上的指引，“制播分离”由此重新进入主流话语体系，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引起了业界及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意见》印发后，广电总局批复了上海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方案，同年10月21日，原上海文广传媒集团对外宣布其正式更名为上海广播电视台，并出资组建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此后，辽宁、四川、北京、湖南、山东等省级广播电视台也纷纷挂牌成立，省级广电迈上了新一轮改革之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今夏一档蹿红的节目也让“制播分离”这一概念进入了更多业界人士乃至普通大众的视野——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作为制播分离的另一种形式的尝试，以其广受热捧的程度宣示了它的成功，甚至被制作方称为“中国电视历史上真正意义的首次制播分离”。

  那么，制播分离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它所面临的语境和发展前途如何？本文将梳理制播分离在我国的发展历史，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其发展现状、反思其改革困境，并试图评价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制播分离的概念来自于英文commission，最早起源于英国，原意是指电视播出机构将部分节目委托给独立制片人或独立制片公司来制作。有学者将这一概念与具体国情结合来看，认为制播分离是指“国家电视播出机构在保证正确舆论宣传的前提下，将部分非新闻节目的生产制作交由社会上电视制作公司来完成的一种管理体制。” 袁琳、杨状振结合大陆语境剖析了制播分离的两层含义：“一是在广义上，是指把除新闻节目以外的电视节目制作交由独立的制作公司来完成，然后将节目推入市场渠道销售流通，再由电视台即播出单位择优选购播出，即体制外分离，也叫外部市场；二是在狭义上，是指在电视台系统内部实现节目制作部门的独立运作，对其按照企业化管理体制进行自负盈亏、自主运作式的经营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电视台制订的节目生产任务，即体制内分离，也叫内部市场。”

  但是，尹鸿教授提到“制播分离的前提必须是制作和播出方都是平等的市场交易主体，而不能一方在市场上完全竞争，而另一方则具有不进入市场流通的行政专营权。”他认为，将部分内容制作资源从现有的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增强其市场活力的做法与制播分离完全无关，而仅仅是通过剥离来完成内部分工或体制改造，通过重塑市场主体，来完成未来更高层面的资源整合和产业整合。所以他提出中国现在进行的所谓“制播整合”其实就是“一台两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电视节目交易市场及电视剧的社会化制作慢慢的出现并发展，除广告外的制播分离的尝试也逐渐清晰起来。 电视剧作为特殊的节目形态，最早实现了制播分离，进行社会化生产，使得电视台可选择优质电视剧。

  1996年，广电总局曾提出电视节目除新闻节目外实行制作和播出分离的指导意见，在此之后，中央电视台一些栏目开始尝试制播分离改革试验；1999年，广电总局明白准确地提出要“积极地推进除新闻类节目外的其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与制作的分离，逐步发挥市场机制对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基础作用，”制播分离正式作为行业管理指导意见被明确提出。

  但在2000年8月，广电总局又指出电视台的“播出权、制作权、覆盖权这三权是截然不能分离的”，否则“我们的宣传方针就得不到有效贯彻，舆论导向就得不到有效保证，关键时刻要出大问题，” 从此制播分离很少被提及。

  2003年，随着大陆地区体制机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广电总局又出台推动节目制作社会化的相关规定。此时，“制播分离”重又成为电视业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央电视台继五套和八套节目实施制播分离之后，提出“除了保留新闻频道外，其他频道将逐步全部成为商业经营的专业频道，全部采取市场核算，以广告收入决定节目生存，也就是实现电视频道的商业化管理”的改革举措， 之后几年里，广电系统的相关领导在很多场合就制播分离的问题提出若干意见，为各级广电媒体自上而下进行“制播分离”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民营制作公司也在不断探索自身的发展路径，其中一些还获得了较快发展，譬如光线传媒，其制作的节目《娱乐现场》《音乐风云榜》等，都受到观众的追捧。

  2009年6月，广电总局以文件的形式向各地广电局下发了《广电总局关于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修改稿）》；同年8月26日，广电总局又颁布《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对制播分离改革的总体要求、范围、方式等都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和说明。之后，各省级电视台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了制播分离改革的实践，制播分离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梳理近些年制播分离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制播分离改革在电视业的冷热进退，深受政策因素和行政力量的影响，行政力量通过政策的实施发挥作用，几乎决定了制播分离改革的起起落落。无论是体制内的广电部门，还是民间的制作公司，几乎都是“闻政策而动”，一时的政策松动和支持能够带动电视业在市场化道路上快速迈进，然而政策的不稳定性也代表着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很难一帆风顺的走下去；总体而言，市场因素自行发挥作用在这一改革历程中并未得到明显体现，当然毋庸置疑，市场环境的愈加成熟的确使得一些企业在制播分离改革的实践中获利良多，但是电视业尤其是民营电视制作机构也还需具备应对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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